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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杰:《近代学术集林》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宝库

admin 2019-08-07 188人围观 ,发现0个评论

【编者按】

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兼任教授傅杰主编的马一浮书院专刋《近代学术集林》,选录百余家近代学者作品的稿钞本与旧刊本加以会集影印,将由复旦大学出书社出书,榜首批五种(60册)排印在即。

汹涌新闻经授权先行独家刊发总序全文。

前贤身困道弥亨

每展新编辄眼明

——马一浮

《近代学术集林》首要汇编影印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学者作品,这是我国学术跟着社会发作底子剧变的时期。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一八九八年,经学大师皮锡瑞为同心会作序,即因学派不齐、谈论纷歧而感慨系之:

学派有汉学,有宋学。汉学有西汉大义之学,有东汉训诂之学。宋学有程朱之学,有陆王傅杰:《近代学术集林》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宝库之学。近世又有以专讲我国学者为旧学,兼讲西学者为新学。相互攻驳,势同敌雠,心安得同?谈论或好安静,或好动作。好静主保守,好动主维新。保守者认为旧法尽善,能守其法,全国自治,当悉数不变;维新者认为旧法尽不善,不尽改其法,全国无由而治,必扫地更新。一则近于道家清净无为,一则近于法家综核名实。分党竞胜,二者交讥,心安得同?今欲同心,当化不同为同。学派不齐者,当知汉宋之学,皆出孔门,不行分别门户,同室操戈,即西学非吾人所知,亦足以补中学之所未逮,但有一得,并宜兼收;谈论纷歧者,当知悉数不变,施之今世,固不相宜。扫地更新,望之今人,亦恐难逮,宜去其太甚,尽其所得。至于学派通矣,谈论一矣。

进入二十世纪,皮氏“学派通,谈论一”的期望非但没有完成,反因“孟陬失纪,海水横流。大路多歧,《小雅》尽废”,政局更迭,忧患频繁,跟政治羁绊在一起,愈加争议不断,辨难无已,正所谓“争奇斗异各制胜,遂至荒谬无根原”,致使十来年后王国维在为《国学丛刊》写的创刊序中说:

学之义不明于全国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警告全国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新旧、中西、有用无用之争,都被王氏归为无谓之争。他下了大判别:“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其实他自己何曾没有学有新旧、中西、有用无用的观念,这儿口气的决绝,情绪的坚决,正是他对其时学界热心争长竞短的浮嚣之习的反对:新轻视旧,西轻视中,有用轻视无用,反之亦然。学者不只各不相谋,规范也是因人而异——不管其他,王国维自己就因兼涉新旧中西,虽然遭到广泛推重,却仍有人嫌其太新,有人嫌其太旧。另如章太炎也相同获得了来自不同阵营者的截然相反的点评,即其《新方言》一书,或以之为谊属新学的开山,或以之为不脱旧学的窠臼。

在特别的年代,据局势的搬运,最应该着力倡议怎样的研讨习尚与研讨办法是一回事,可是再值得倡议的研讨习尚与研讨办法,也不行能习惯全部的学科、全部的研讨方针,更不行能习惯全部的研讨者。研讨者的天分不同,素质不同,学派不同,机缘不同,只需真积力久,确有心得,不管用什么办法从事的研讨、以什么相貌出现的作品,都有或许立于不败之地。这是自古以来学术史的常规,近代也不破例。陈寅恪先生的“一年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年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释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固为不刊名论,但如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那样的“预流”之道别启生面,惊天动地,足开一代习尚;而如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那样的“不预流”之作一循旧规,句栉字比,亦未尝可轻弃。仅仅多种要素交互影响,有的作品起到了承上启下的效果,成为口碑载道的名著;但也稀有不在少的作品则逐渐淡出新一代学者的视界,被部分遮盖甚至被彻底忘记——况且这其间有一些,仍是从未获得面世时机的稿本或抄本。

近代文献学家章钰(1864-1937)

毋庸置疑,章太炎、王国维等为学界公认的继往开来的大学者肯定代表了这一时期的学术顶峰。他们旧学邃密,新知深重,全国翕然,奉为宗师。近几十年间,包含他们在内的不少出色学者如皮锡瑞、廖平、严复、李详、陈汉章、罗振玉、张元济、孟森、梁启超、柳诒徵、陈垣、马一浮、余嘉锡、吕思勉、刘师培、吴梅、熊十力、杨树达、黄侃、钱基博、岑仲勉、陈寅恪、胡适、郭沫若、赵元任、顾颉刚、汤用彤、梁漱溟、蒙文通、容庚、董作宾、钱穆、冯友兰、傅斯年、李济、于省吾、萧公权、罗常培(上举仅限于部分十九世纪下半叶出世的学者)等的全集或准全集都已编录出书,有的部分已有收拾本或影印本,但仍有不少学者或未必经典、或不行重要的作品没有得到较具规划的流转。而对相关范畴的研讨者而言,这些作品还有参阅学习的价值;关于文明堆集而言,这些作品仍是可资使用的学术史或文明史材料。况且挑选何者经典,何者重要,有时还遭到挑选者视野与水平的限制,未必就能构成终极的定见与广泛的一致,或还需求饱尝傅杰:《近代学术集林》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宝库更长历史阶段的查验。即便学术价值不高,从学术史的视点看,也可成为后人总结经验的材料。如吴士鉴是较早重视并保藏敦煌遗书的学者之一,不只在未刊文集抄本里有《敦煌石室古地考》、《敦煌石室残本修文殿御览书后》、《敦煌石室阃外春秋书后》诸文,另写过《尚书释文附校语》这样的专著。该书校录疏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即遭到经学名家龚向农先生的批判,龚著《唐写残本尚书释文考证》斥其“谬误孔多”,“遗漏已甚”。但咱们要全面知道敦煌学开展史,吴著也是前期文献,况且亦非一无可采。有的更属绝学,尤非常人所易得其方法。有鉴于此,咱们承上海图书馆等相关单位的帮忙,编录了这部《近代学术集林》,拟汇辑多家近代学者的作品,期望能为学术研讨供给方便,也对文明堆集有所奉献。

丛书均为影印,或系稿抄本,或系旧刊本。

稿抄本中,某些是未曾面世的,如夏敬观与吴士鉴的文集、沈曾植的日记。某些是已有收拾本的,但稿抄本或有与收拾本比勘的价值。稿抄本有的相对整齐清楚,从事者假如仔细担任,自可使收拾本足以信据;但有的笔迹较马虎难认,会给过录带来困难,收拾本与稿抄本未必能全然相合,若经易手过录危险更大。我曾经撰文指出过,同一通由我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讨所保藏的章太炎信件,姜义华、朱维铮先生编的《章太炎选集》据友人抄示的文本与马勇先生编的《章太炎信件集》过录的文本颇有异同,二者各有正误。稿本可便学者比对,所以咱们也把已有收拾本的《春秋左传读》等稿本编入了《章太炎作品集》。

在刊本外再影印作者稿本,前人也有这么做的。如曹元忠的《蒙鞑备录校注》,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已收入《笺经室丛书》,后来王欣夫先生辑《笺经室遗集》,又影印了曹氏手稿,从中可窥见他校注时的增益。其书篇幅无多,这次咱们就将刊本、稿本同时录入。某些作品已有印本,但其稿本犹存,且跟曹氏《蒙鞑备录校注》相同多见修正之迹,可让读者窥见其作品的进程。如吴士鉴的巨作《晋书斠注》,引书三百余种,“旁搜博考,异者辨之,同者证之,谬者纠之,遗者补之”,虽以篇幅大、触及广,时有无能为力之处,曾遭到杨伯峻先生《读晋书斠注书后》等文的批判,但面世九十年,迄今仍是《晋书》最齐备的注本,近年由中华书局据民国十七年吴兴嘉业堂本影印,开始亦曾一印再印。叶景葵先生记:

榜首次印本错字最多,此第2次印本,业已校刻刓改。应再与原稿校正一过,以成定本。原稿系取舍黏贴,岁久有散乱之虞也。

这是叶氏一九四一年的题识。当年“取舍黏贴”而成的吴著原稿,并未像他忧虑的那样惨遭“散乱”,还保存在上海图书馆。之所以不曾散乱是由于鲜有人查,甚至鲜有人知。这次影印收入吴集,足备学者稽考,更望可为有像叶氏所期望的愿执原稿以校印原本做《晋书斠注》“定本”的学者创造条件。

上海图书保藏沈曾植日记手稿

有的稿抄本上还有别人批校,如沈曾植《元朝秘史注》有陶葆耕、孙德谦、张尔田诸家校语,张尔田题记云:

庚午夏重校一过。先生此注不及李芍农之繁博,而精审乃胜之也。经陶松存、孙隘堪两君校过,谬误无多,今复重勘,足称定本矣。

这些长辈手泽,也都片言可宝。

旧刊本也有不同的状况。有的印数甚少,如精研音韵与《周易》的徐昂,生前以线装自印《徐氏全书》,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谢世后始出齐。他的作品驳杂,见地独特,知音无多,所以虽然门人以及研讨音韵与《周易》的学者并未忘记于他,但徐著已殊不易见。某些民国时期的铅印本,甚至较古刊本还难保存,现已亟需抢救,再不影印化身千百,或许行将蝴蝶羽化。更有某些作品是以蜡纸刻写油印本面世的,如卢弼的诗文信件选集,薛学潜的《地舆文字》。薛氏系晚清名臣薛福成之孙,从政之暇悉心研讨,成书数种。今世易学名家潘雨廷先生多受其点拨,在潘门高弟张文江先生记叙的《潘雨廷先生说话录》中重复道及,也引过薛氏的《地舆文字》,但其书更少撒播。咱们从长辈学者钟泰先生的文孙处获见油印者九册,张文江先生揣度或属国内孤本,商得保藏者的赞同,咱们收入薛集影印,俾其不致埋没,留下后人研讨。

某些作品已有收拾本,但旧刊经学者精校,由作者认可。如《章氏丛书》由章门高弟钱玄同、吴承仕校理,在章氏致稻花香钱、吴二氏的遗札中,可以看到从质量到进展,他都重复叮嘱,再三干预,《小学答问》是否用原钞付刻,怎么确保字体不走样,傍边还有误字须改,以及《文始》刻木上石,谁写篆字最佳等,都是由章氏“钦定”的。风趣的是,他还清晰表明过对“排印诸书”的不屑:

廿一日接到手书并拙著十六部,自二十一年秋冬间运营开创,至今二稔而赢,始克安排妥当,虽历时稍久,然以视排印诸书朝耕暮获者,必不行同年而语矣。

样本中的脱误,他都随时更正,嘱吴承仕“增改宜速”,须“督工人速为剜补”。那已是在章氏生命的终究时刻了,而他仍然念兹在兹。是以《章氏丛书》校勘精善,字体漂亮,仍不乏保藏或参照的价值。所以咱们将《章氏丛书》与《春秋左传读》等稿本同时收入《章太炎作品集》,认为收拾本《章太炎全集》的参照。

某些作品曾编集过不止一次,也有了收拾本,但初编已稀有。如一九二七年王国维自沉,两年后王氏友人罗振玉掌管编纂了《海宁王忠悫公遗书》,是为王氏作品榜首次大规划结集,其时颇具影响,伯希和还在《通报》上宣布了评论。时隔近十年,参加前书编纂的王氏帮手赵万里以罗编本为根底加工重订,纂录了更齐备的《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是为王氏作品第2次大规划结集。其间有的文章,赵编本据作者校订本有所订补。而入集者也有增删,增者如《静安文集续集》,乃是从《教育国际》等杂志中补辑的;删者如《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因原拟另编王氏不含笺注的古籍校勘傅杰:《近代学术集林》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宝库类作品而被除掉。现在现已有了新编的《王国维全集》,而赵编本也由上海古籍书店暨后来的上海书店出书社改题为《王国维遗书》再三刊行,但罗编本既有学术史上的含义,也是研讨王国维仍需覆按的材料,却已颇不常见,致使冀淑英先生在为赵万里写的列传中,都把罗编本与赵编本相提并论。咱们在丛书中特收《海宁王忠悫公遗书》,以期为学者的考索供给方便(至于一般读者,咱们仍主张阅览赵编本或新编《王国维全集》)。

在首重未刊的稿抄本、批校本,次重校勘精巧的木刻本,兼及稀见的石印本、铅印本甚至油印本的政策之下,网罗学者作品编集影印。而曩昔有些影印本限于物力,常将四页缩于一页中,可资覆按而不方便阅览,更不易表现原刻本的精巧。今则使用现代信息科技手法原大扫描。如卢弼《三国志集解》,收入本丛书的影印本显较以往的缩印本更为顺眼。

编录这部丛书的方针是务广存真,力图为学术界了解掌握近代学术全貌供给若干材料。或许在这样的根底上,咱们才有或许写出较齐备、较充分的近代学术史。在本丛书录入的《含嘉室文存》的《复由夔举云龙书》中,吴士鉴云:

习斋颜氏之学,于朱、程、陆、王之外自辟径途,矫晚明空疏之弊,求孔门实践之功,闳识孤怀,独有千古。恕谷李氏承其师说,昆绳王氏复左右之,其时北方学者翕然向风。恕谷一游浙西,虽以毛西河之博辩纵横,亦复推为奇士,凡所作品,皆就恕谷折衷。即方望溪与恕谷主旨互有异同,而读其《后集》,亦谓必传之书。自乾隆中叶,汉学标帜甚盛,纪文达撰《四库概要》,于颜、李两家未尽褒许,然谓颜氏于孔孟之旨会通一理,正未可谓之立异,谓李氏引而归之人事,深得圣人垂教之旨,是纪公未尝不推重之也。唐确慎《学案小识》荟萃成编,初非定本。李次青作恕谷事略,而以习斋附之,根由所自,轻重失宜,殆于两家书未暇深考。咸同之际,戴子高撰《颜氏学记》一书,赞誉绝学,发微阐幽,然后博野之学,始大显于世。定州王氏又遍搜两家遗著,遍校刊行,承学之士益得取而读之。故近三十年渐有结论,盖骎骎乎与夏峰先生后先方驾矣。

述颜李之学在三百年间的不同遭际,正揭清楚搜集印行学者的遗著对全面知道一个学者的含义。例如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吴士鉴的《晋书斠注》,治古史与古文献的学者类皆知之。但或许只要经过本丛书的聚集,才或许使更多的读者了解吴士鉴还编著过《西洋通史讲义稿》、卢弼还跟人合译过《宪法》、《法学通论》。不过需求声明的是,咱们企图广罗学者作品,但做的并非学者的全集。编近人全集殊不易。稿本抄本涣散在公私藏家手里,况且还触及真伪的区分。所以真要编录全集,即一家亦非经年累月不为功,如已出书的章太炎、王国维以及正在进行中的沈曾植全集等都是如此。咱们仅仅依托上海图书馆等单位及部分私家藏家,使用现有的条件,捉住或许的时机,把较多近代学者的作品相对会集起来,便当保存,扩展流转。而我就行将榜首批付印的数种稍加审理,其内容的缤纷多彩,现已令人眼花缭乱。

上海图书保藏吴士鉴《西洋通史讲义稿》稿本

夏敬观的文集向未刊行,稿本今存上海图书馆,虽不能尽免应付无谓的文字,但不乏可采的学术见地与可贵的文史材料。如二十世纪的复旦大学,五十年代之后最重要的校长自系陈望道先生,五十年代之前最重要的校长当推李登辉先生。一八七二年出世的李氏在十九世纪末结业于耶鲁大学,一九一三年成为复旦公学掌门,一九一七年复旦公学改组为大学,李氏担任校长二十余年。而继马相伯、严复出任过复旦公学监督亦即校长的夏氏则在一九四七年李氏去世的次月,即向国史馆提交了《李登辉先生传》:

君姓李氏,讳登辉,字腾飞,闽之厦门人。厦门沿海,其民多行商南洋群岛,辄久侨不返。君父讳开元,居积致富,治产爪哇,居巴达维亚红亚村,为大地主。既而以商败,倾其产,殁,家贫。君年十五,就学新加坡英华书院,旋赴美利坚国入耶鲁大学,历年久,且工且读,得文科学士。时我国尚禁立校园也。光绪辛丑,拳乱平,清廷悔悟,废旧制,许民兴学。乙巳,君归,从事外侨西文社志。不多震旦校园生徒以信教自在,拒隶教会,起创公学,易名复旦,丹徒马君良主之。余自良识君,与共朝夕理校事者三年,与为友者四十余年。君之蓄德淑行,盖余所深知而谨记者也。当光绪末,召试诸游学归者,君不欲往,余敦促其行。既试,赐举人,分部学习,君所学为教育,而签分外务部,君大笑,不管而去。自是专志教育,不复一日离复旦。始复旦以吴淞提督署为校,辛亥革命,为军所占,几废,君假沪西李祠复之。既而身赴南洋诸埠,募金购地江湾,修建堂舍,今之宏规,君启之也。君之设教也,诱掖来学,陶奖英异,增进校级,以达程大学,历有年所,实诸学府之先进者。自始兴迄今,群才继踵出,皆君弟子。君年七十,值寇焰方炽,校内徙,顾不克尽从,其留者仍赖君维系,敌不敢犯。寇平,校改国立,所以众议建登辉堂纪君勋劳,而君已病目眚矣。本年十一月十九日,竟以脑溢血卒,年七十有五。配汤氏,前卒。生子三,不育,以弟第三子贤政为嗣。君之友暨诸生徒,会葬君于八字桥长老会公墓。余与君交笃,且采众议,宜传君为世学者榜样,由于文述君生平,为之传,备国史采择焉。

该文字数无傅杰:《近代学术集林》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宝库多,但作者跟李氏固非泛泛之交。他掌握复旦时李氏是教务长,“与共朝夕理校事者三年,与为友者四十余年”,故而既清楚地梳理了复旦开展的轨道,尤清楚地记叙了李氏对复旦的奉献,把李氏“专志教育,不复一日离复旦”的阅历出现在读者面前,可谓宝贵的复旦校史文献。

上海图书保藏夏敬观文集稿本中的《李登辉先生传》

本丛书中其他若干未刊稿本与抄本也相同给咱们供给了值得注意的史料。如甲午战争后,一度赋闲的袁世凯重获重用,得到了天津小站编练新军的大权,这是袁氏政治生计的重要关节点。而他获用之由错综复杂,众说纷歧,要以台湾我国近现代史研讨咱们张玉法先生的长文《袁世凯的官吏阶梯(一八八一—一九一一)》最为精审。张文胪陈袁氏早年备受李鸿章欣赏,而当有志练兵之际,“除向盛宣怀、李鸿藻自荐外,亦设法争夺兵部尚书荣禄、户部尚书翁同龢、庆亲王弈劻、宦官李莲英以及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的支撑”,李鸿章不与焉。张文且进一步剖析:

袁世凯得到督办军务处及清廷的信赖,据有关材料显现,似以三个人的联系最重要:一是他与军机大臣李鸿藻联络,遭到李的欣赏;二是得关外故交王英楷的赞助,到北京结纳宦官李莲英,而李最得慈禧之宠;三是因道员张景崇之助,与荣禄拉上联系,荣禄乃将袁荐之慈禧。从日后的史实来看,李鸿藻确是最早保荐袁世凯练兵的人,但不久袁又失掉他的信赖。

多种袁氏列传以及相关文字,未见周到如张说者。李鸿藻的保荐为袁世凯获得练兵权起了最要害的效果。但据吴士鉴记载,李鸿藻所以力荐袁世凯,则袁氏的知己、李氏的幕僚张孝谦的游说与引领功不行没——这似乎是迄今全部研讨袁氏的论著中未提到过的。抄本《含嘉室文存》中的《书张顨之遗事》一文称:

光绪甲午中日之后,廷议主战,合肥主和。时项城驻朝鲜,连电请兵,遂开战衅,水陆败衂,遣使议款。下一年乙未春,合肥订约于马关,还朝复命,宠眷遂衰。所以开北洋直督之缺,仅令入阁就事。合肥固与翁常熟龃龉,而尤勿善项城也。项城归,谒合肥。合肥严词峻责,谓其张皇入告,致启边祸,辱国丧师,铸成大错。项城面发頳,噤不敢辩。时项城已简浙江温处道,不肯莅任,停留京师,别图进步,京朝士夫,尠与相习。商城张顨之长辈孝谦方官编修,居合肥幕府久,与项城交尤深。项城与枢府诸公,惟常熟以旧谊,得一进谒。而李高阳名位威望,稍稍居常熟右,项城无由自达,谋诸顨之。顨之,高阳之门人也,亟游说于高阳。高阳令顨之挈以俱见,谈次颇赏其才,乃与常熟合词荐之恭邸。恭邸既见项城,亦谓其才华可大用,且以其曾居吴壮武军,略知兵事,而战胜之后,重整淮军,思得人而任之。至八月而小站创练新军之命下矣。

张顨之亦即张孝谦是吴氏最相得的长辈“益友”,吴氏文中告知:“余时与顨之同官,两共衡文之役,以道义相切劘,无旬日不诣顨之剧谈,至则项城必在座,故于此事之始末知之独详。”复述及其结果:

又下一年丙申元旦,顨之诣合肥于贤能寺。坐甫定,合肥大声曰:“吾闻慰廷练兵之事,皆顨之一人之力,有诸乎?”顨之猝无以应。合肥曰:“慰廷可练兵耶?吾恐大清之全国,将亡于尔河南人之手矣。”夫合肥即甚正确,于辛亥禅让之局,夫岂前知?特默窥宫殿意旨,誓将雪恨复仇,倘改日启衅邻邦,必召傅杰:《近代学术集林》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宝库覆亡之祸,故不觉言之激切耳。而孰知竟为后来之先谶耶?

吴氏所述,未必便是袁世凯获取练兵权的悉数原因,他在文末且把袁世凯后来“纵横恣肆,藉军力以更国体”都归于开始张孝谦的一手推进,更难免简略化之嫌,但他的叙说亲闻于当事人,有本有末,或可丰厚咱们对史实细节的了解。

再如曾被钱锺书先生称为“一代学人”的卢弼,年辈高,交游广,与钱基博、钱锺书父子皆有来往,昔有钱锺书研讨者考论钱氏与卢氏的文字缘由,已仅觅得《慎园诗选》、《慎园文选》,卢氏自印的信件集《慎园启事》则因印数太少无缘得见。其间除了致钱基博先生信,致钱锺书先生的信亦颇有内容,或对钱著《宋诗选注》有所主张:

移风易俗,阅之爽快,言语妙全国,老少皆宜,鄙意开卷宜写凡例数条,一览而知内容,再阅三十叶之序文,悉数了解。

或对近代诗坛咱们有所讥贬:

尊公近代文学史,卷末论梁、胡,为良史定评。大札论陈、郑、樊、陈,亦极公允。某君成见太深,进言不易。山沟、临川,咸有特性,流风所播,习为当然。某君推郑子尹为清诗巨头。巢经本经生,阅其诗者尚须置《经籍纂诂》于左右参证,陶冶性情翻成苦境,边区枯槁之章,执华夏骚坛之盟主,可谓突起异军。南皮不喜宋诗,见苏戡序散原集,亡国哀音,先机已兆。某君于散原、苏戡外,亦称苍虬。老友徐芷升谓,仁先同年,人心爱,诗可憎。弟与仁先尽心书院同学,院生皆年长者,弟与仁先齿最少……不料后来诗境,与旧日绮年玉貌,各走各路也。

以郑珍为清诗巨头者夥颐。胡先骕《读郑子尹巢经巢诗集》称其“卓著咱们,为有清一代冠冕,综观历代诗人,除李、杜、苏、黄外,鲜有能远驾乎其上者”;陈声聪《兼于阁诗话》称其“以经学大师为诗,奄有杜、韩、白、苏之长,横扫六合,跨过前代”,可谓推重备至。卢氏放言无忌,直陈胸臆,对郑诗的点评未必人人赞同,要不失为一家之言。

少卢氏三十五岁的钱锺书实属后辈。在《慎园启事》中,更有致胡玉缙、张元济、傅增湘、陈叔通、林宰平、瞿蜕园以及陈垣诸先生的信。陈智超先生所编《陈垣来往信件集》,一九九〇年由上海古籍出书社印行,这今后“又发现了大批可以弥补的信件”,二〇一〇年在三联书店出书增订本,字数已逾百万。其间收卢氏信一通,但在《慎园启事》中,还有一九三五年的一通:

前奉佳章,至为感谢。《书目答问》作品家名字略,有李潢,字云门,钟祥人(近来治考古学之李济之即这今后嗣);刘湘煃,字允恭,江夏人。刘氏又见《畴人传》,撰着极富,章实斋深重其人,为文推许之。大诗“楚材独阙笑南皮”,谓南皮举鄂人之少,则可谓未举,似未允。若以楚材论,则所列湘人颇多。鄙省学风不尚标榜,不能尽归咎于南皮也。拙题胡绥之雪夜校书图诗,亦有论《书目答问》事,录呈教正。大著闳富,过于竹汀,审理目录,如入宝山。拙撰《三国志集解》已钞成,前以《魏武纪》送胡绥之审理,绥之评谓考征谈论,兼擅其胜,地舆尤精如此,自系过誉之言。迟日拟将全稿携至旧都,就正左右也。

替自己的教师张之洞作辩解,对陈垣先生就《书目答问》的谴责提出商兑定见,附及陈氏以及自己作品的点评,这通失收的信较已入集者更有内容,自然是不该漏略的学术史材料。

即卢弼诗集,亦多有可观。卢氏“少壮荒攻乐律事,高生五十始言诗”,就诗艺言固非本色当行,但其学养湛深,见识博洽,又喜以诗议人纪事,自道“绘凤雕龙惭不敏,聊将秃管写吾真”,故诗中有史料,有见识。如他是经严复授权的《天演论》最早的出书人,诗中再三吟咏:

名刊天演初流布,骇俗其时诧异端。

欲假太玄贻口实,错将姓字列筹安。

这是他的《近人杂咏》之一,其下自注:“光绪中叶,先兄木斋命余刊《天演论》于武昌,为开始刊本,幾道校稿犹存。”既提醒了《天演论》在当日的影响,又对严氏晚年名列“筹安会六正人”表清楚贰言。

哲学名言天演论,侯官严氏创鸿篇。

收归慎始丛书里,国内群推是觉先。

这是他的《七十一岁自述》之一,其下自注:“伯兄寄严幾道《天演论》稿本,余校刊于武昌,原稿犹存,今后海上翻印多本。”就诗而论绝非佳作,但却别具史料含义。

《卢弼作品集》试印书封

《近代学术集林》的编纂刚起步,上举仅仅最早付印的榜首辑部分作品中所见的比如。现在来阐说这部丛书的价值与含义,一来为时过早,二来更不是浅学如我所能办到的——那无疑需求多范畴的学者在将来一起的极力。但即便从这几个简略的比如中,咱们已可推知这是包含极为丰厚的瑰宝,值得广阔的同道来发掘发掘。咱们为各集编了较具体的目录,并请编者或特约编者以外的专家编撰前语,对其人其书或略予介绍,或详加述评。如张舜徽先生《清人文集别录》的《笺经室遗集》篇可谓简而得要,但以作品编制,自不必要也不行能打开详论。而严寿澂先生的《曹元忠作品集》前语,则从“礼议”与“经说”两头,详剖曹氏立说的布景与得失,或有助于读者对曹氏及其学术有更深化的体恤。

《近代学术集林》工程浩大,编务冗杂,虽然咱们抱有杰出的期望,花了不少的力量,但一来囿于编者见识,二来限于客观条件,绝无或许尽善尽美。有的学者作品稿本甚至印本或藏于某些暂时不欲公诸于众的图书馆、学术组织与藏家之手,即便知道也爱莫能助,况且还多有咱们不知道的。但就咱们现在的所知所能,做得不齐备至少比不做好。假如可以越做越具规划,也欢迎其他图书馆、学术组织与私家藏家参加。咱们已做的作业仅仅初步——唯愿算得上是一个杰出的初步。忝为主编,我要特别称谢:上海归藏文明传达有限公司总裁黄曙辉先生对近代学者论著有稠密的爱好与广泛的了解,曾标校《通志堂集》、《十七史商讨》、《郑堂读书记》迄近代刘咸炘、张尔田、孙德谦等人的作品数百万言,丛书从策划到制造,许多具体作业都是他料理的。上海图书馆特藏部主任黄显功先生与复旦大学出书社总编辑王卫东先生领导的作业小组,在自材料检索至全书排印的整个流程中竭能极力,为成书供给了强有力的确保。复旦大学出书社有限公司董事长严峰先生对丛书刊行积极支撑,精心安置,使丛书终究得以现在这样既大气又高雅的相貌面世。

马一浮先生(1883-1967)

二〇一七年岁末,浙江敦和慈悲基金会与浙江大学联合成立了致力于我国传统文明研讨与传习的马一浮书院。马先生早年掌握乐山复性书院,讲习之余,兼及刻书,有感于“儒术既绌,群书剖散”,草拟了巨大的刻书方案,确定“多刻一板,多印一书,即便天壤间多留此一粒种子”,无法经费支绌,所以鬻字筹款,因作百句长诗《神助篇——为鬻字刻书作》以明志:

亢龙行有悔,甘井自愿竭。

无为无不为,此物非他物。

种智不行断,浮生有时毕。

古来达道人,孰敢爱其力?

吾当罄形寿,收此煨烬籍。

任取覆酱瓿,或作粪土掷。

旦暮苟不尽,如果犹可接。

后来到杭州掌管智林图书馆,他设定的主旨即“徐图甄采精要,纂辑丛书,示选择于丹铅,寓精力于删述,存先民之榘矱,贻后学之津梁”,熊十力先生誉其“精意卓裁,于学术界大有奉献”。韶光曩昔了半个多世纪,马先生选刻的书今人还在重印,持续为世所用。马一浮书院有志接续前贤尊经、重道、育人、刻书的传统,《近代学术集林》的纂集是书院的作业之一。咱们自不行能具有马先生那般庞大的志向与高远的眼光,但马先生为文明传承绞尽脑汁的精力是后学应该也有必要学习光大的。咱们期望经过不懈的极力,能让这部向马一浮先生问候的《近代学术集林》质量更好一些,读者更多一些,存世更久一些;能让这部冠以“马一浮书院专刊”的丛书跟马一浮书院相同,在今世我国文明史与我国教育史上多少留下一点不易消灭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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